近几年来，不少新闻、出版单位，相继发表了许多我党我军历史方面的回忆录。这些文章和书籍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充实和丰富党史、军史资料，进一步开展党史、军史的研究工作；对于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后要继续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认真严肃地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但是，目前在编写出版党史、军史读物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

　　编辑出版有关党史、军史读物，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要符合历史的真实。论述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在某一事件中的活动，都必须做到客观、真实。要着重历史事实的记叙，不要过分突出和夸大个人的作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论述，一定要和党中央的正式决议和文件精神相符，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一些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凡经中央复查已予平反的，按中央新的决议和文件口径宣传；中央没有改变原决议的，仍按原决议精神宣传，不得擅自标新立异，违背中央决议和文件精神。有争议的一些重大问题，在中央没有作出正式结论以前，不宜公开在书刊上发表文章，展开争论。凡涉及过去党内搞残酷斗争或肃反扩大化等历史事实时，宜粗不宜细，不要写得太具体，也不要过多地追究个人责任。涉及到一些与我党友好的有影响的民主人士、统战对象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对他们的评价，要特别慎重，不宜揭短，重大原则问题要坚持历史真实，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则不宜渲染，以利团结。

附件：

人民出版社关于出版回忆录中一些问题的处理办法

　　最近，我们对过去出版回忆录的情况，专门作了一次检查，除发现个别回忆录有史实不够确切的缺点外，编辑工作中尚未发现大的政治性失误。

　　出版革命回忆录是一件很严肃的、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因此，处理这类书稿，必须十分慎重，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但同时要考虑现实的政治效果。并要正确处理好服从组织结论和贯彻争鸣方针的关系，注意保守党的机密，注意各方面的团结问题，注意避免可能引起的不利于我党的政治反应。我们过去在审读回忆录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政治性、政策性比较强的问题，是按以下原则来处理的：

　　1、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叙述与评价，与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1945，1981)所做的结论有原则分歧的，不公开发表、出版。

　　例如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中均有明确的结论，但目前，有些回忆录，对于其中某些结论有不同的认识，对形成这些结论所依据的重要史实有不同的记忆，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凡公开发表的回忆录，史实的叙述和一些提法，大体都保持和《决议》的结论一致。

　　2、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未经正式发表的言论，除注意内容的准确性外，凡成段成篇地公开引用他们没有发表过的文章、重要讲话的原文，一律提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例如，有些同志的回忆录叙述毛主席和他们的谈话，我们除要求意思准确外，一般都不作直接的引文处理(即在所叙言论之前用逗号，不用冒号和引号)。一般避免摘引他们未发表过的重要言论的记录和文章。

　　3、党的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的组织系统、工作方法、工作渠道、内线人物、高层统战对象、内部名单和工作手段等属于机密范围的，不予公开发表和出版。

　　例如，我们接触过回忆中央特科情况的专稿，叙述组织成员、活动内容甚详；有的同志所写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上海党的情报、调查工作，涉及我党与国外的关系及活动内容。尽管这些资料情节生动，最受读者欢迎，但考虑到其中有些问题涉及机密，我们都没有发稿。

　　4、白区地下斗争中，党秘密的工作机关(包括详细的党员名单)、工作规律、策略手段等等，至今还可能发生政治影响的，只能粗写，写得过详过细的，退请删改。

　　对回忆白区地下斗争的文章中有这类内容的，我们考虑到台湾尚未解放，对其中可能还发生政治影响的部分，都予以较多删节。如对一篇策反工作的回忆录，因涉及策反对象和工作关系，我们未予公开出版，拟作内部发表处理。

　　5、历史上几次肃反扩大化的情况及有关资料，不作过多的尤其是集中的宣传。

　　对历史上几次肃反运动以及延安抢救运动等等，均有大量资料及回忆录。但我们决定暂时不公开出版这类资料，以后视情况拟逐步在内部发表，供有关部门研究参考。一般回忆录中如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和对个别冤案残酷程度的描写，我们都适当予以删节。

　　6、历史上中央还没有正式公开的重大政治案件，未经有关部门审查，不予公开出版。

　　7、涉及我党党员干部和与我党友好的党外人士、统战对象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对他们的评价，要特别慎重，有的问题，遵照中央精神，不宜“揭短”。

　　我们发表过一篇回忆录，误将一个改换姓名的脱党消极分子写成烈士，读者有反应，引起我们注意。其后，对人物的政治历史情况(包括他们的政治身份、政治态度、历史关节问题、政治错误和污点)比较留意，特别注意不理会“文革”中的传说和“结论”，以免发生类似将革命者写成叛徒之类的错误。写第一、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回忆录常有写到某些高级民主人士历史上与我为敌的情况，对此，我们在不违背大的历史环境条件下，适当压缩内容，斟酌字句，避免“翻老底”，追究直接责任，尽量避免使用刺激其家属故旧和重新引起群众激愤的语言。

　　8、某些情节(包括政治性情节和私生活情节)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公开宣传有损我党或党史人物的形象，可能造成政治影响的，我们在处理上都比较慎重，尽可能避免公开发表。

　　有些回忆录中，有写“绑票筹款”、“除内奸”、“抢粮”等一类情节的；白区斗争回忆录中有写我方人员和敌人“拜把子”、“参加青洪帮”等情节的，我们都注意删节处理。有些描写往往是作者的所谓得意之笔，但我们认为史料价值不大，而又可能产生副作用的，也决定协商删去。

　　9、对于同一史实，如有不同记忆，不同认识，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以争鸣，求同存异，以收相互印证、补充之效。但属于重大政治分歧，或由于分歧影响团结的，就不能公开发表。例如，《西安事变纪实》中涉及东北军、西北军不少人物的评价，认识上很不一致。我们根据中央有关结论，参照各方面的反应，和作者交换意见，慎重对待，发表后反映较好。对重庆号军舰起义的经过，认识分歧很大，我们就不发表这方面的回忆文章。

　　10、人物或事件涉及兄弟国家、兄弟党，可能引起政治反应，需要特别慎重，有的问题不宜公开发表。

　　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回忆资料，有关解放初期中苏关系的回忆文章，有关东北抗联活动的回忆文章……等等，都有这一类问题，我们考虑均只在内部发表。

　　11、建国以来党史中涉及军事机密的材料(包括团以上干部名单、部队番号、防区变化及其他国防资料)和经济情报的材料都不能公开发表。

　　有关抗美援朝的回忆文章，回忆朱德、周恩来等同志建国以后革命事迹的文章，都涉及这一类问题，我们都做了处理。

　　12、涉及民族关系，涉及对台工作，涉及外事的种种问题要很慎重，凡稍重要的均送有关部门审查以后才能发表。

　　红军长征的回忆、陕甘宁边区的回忆、蒙古人民革命斗争的回忆等等，都涉及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主要是对少数民族的蔑称，对落后习俗的描述，对有影响的上层人士的评价等这类问题。对台工作中比较敏感的是对台湾某些知名人士的评价问题，包括对胡耀邦同志发出邀请的上层人物的评价。我们处理时采取谨慎和留有余地的态度。回忆录中有涉及外事容易发生问题的，主要在国际关系、条约内容、边界等方面的。对这类事，我社多年来执行中央指示，一直掌握得较紧，均分别请示外交部和中联部。外交部和中联部对我们的工作也一直给予指导、支持。

　　13、回忆录作者的政治情况不适宜于公开出书的，根据情况分别处理。

　　有一个作者是我党早期负责干部，后成为变节分子，解放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的回忆录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我们在内部发表了，受到研究者重视。

　　外版回忆资料，作者的政治状况和回忆内容的政治倾向，都有不同程度的严重问题，有的立场、观点反动，有的有意歪曲史实为自己辩解。但是，这些资料中有一部分在国外影响很大，经常被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者所引用。我们为给国内党史研究者提供研究、批判这类资料和澄清史实的条件，选择其中四部，在请示中宣部批准后，用“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以“灰皮书”的形式，内部控制发行。像王明的回忆录，纯属歪曲和攻击，我们印出后，即全部交中央办公厅分发。